国画里的“多巴胺配色”

红、黄、绿、橙、蓝、粉……鲜艳明亮的“多巴胺配色”，成为了当下的时尚潮流。多巴胺是一种能够传递开心、兴奋等信息的神经递质，而高饱和度的色彩往往能带来愉悦心情。在绘画中，此类色彩也极为常见。

然而，在以水墨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绘画中，也有明亮的“多巴胺配色”吗？

(资料图片)

中国绘画以水墨为主，讲究“墨分五色”，墨色的丰富变化足以表现世间万物的色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色彩在国画中不重要。早在魏晋时期，书画理论家谢赫就在他的“六法论”中提出“随类赋彩”的原则，强调要根据物象本来的特点进行设色。之后，中国历代画家尤其是画院画家就偏好使用艳丽的色彩，使得画面呈现出富丽堂皇、繁华绚烂的特点，与文人画家追求的简约恬淡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差距。

因此，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也不难见到许多具有“多巴胺配色”特点的绘画作品。

花鸟仕女青绿山水

国画按照绘画内容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型，在三种绘画类型中，都不难见到色彩鲜艳的精品。在国画中使用色彩鲜艳、饱和度高的颜色，关键在于如何搭配色彩，使得画面在鲜艳的同时，仍能呈现出雅致感、恬静感。

花鸟画是中国画的大宗，也是使用“多巴胺配色”最为常见的画种，大自然中颜色鲜艳的花草和羽毛艳丽的飞鸟都需要借助鲜艳的色彩来加以呈现。黄筌是五代时期西蜀的画家，尤其擅长画花鸟题材。他画的禽鸟造型准确，骨肉兼备，形象丰满，勾勒精细，尤其是在设色方面更是极尽鲜艳富丽之能事。他与江南地区的徐熙并称为“黄徐”，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风格。

黄筌存世的画作以《写生珍禽图》最为著名。这幅画左下角有款识为“传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画是黄筌画给其子黄居宝的花鸟画写作范本。画面上画家精心绘制了龟、鳖、寒蝉、甲虫、天牛、蝗虫、蟋蟀、椿象以及各种禽鸟与蜂类，共二十四只。画中各个动物大小相间，姿态生动。鸟雀或驻足静立，或展翅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须爪毕现，双翅透明，鲜活如生。两只乌龟以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透视关系准确到位，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与写生技巧一览无遗。更为可贵的是，这幅画的设色也极为讲究。作者用朱砂染出画中甲虫的背部，即使已经过了一千多年，这只甲虫的色彩依然鲜亮，看起来栩栩如生。画中的太阳鸟也色泽鲜艳，画家用朱砂染出鸟儿的背部和腹部，并精细地勾勒出一根根羽毛，有一种蓬松感。

人物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色彩鲜艳的优秀作品，尤其以唐代仕女画为突出代表，欣赏这些作品，我们能感受到雍容华贵、开放大度的盛唐气象。唐代仕女画中较为杰出的作品有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侍女图》以及晚唐时期的《宫乐图》。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六位衣着华贵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际赏花游园的动人场景。画家以工笔重彩描绘仕女五人，女侍从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和辛夷花点缀其间。在色彩的运用和搭配上，画面左侧第一位侍女身着浅紫色纱衫，第二位仕女身着朱红色披风，外套紫色纱罩，第三位仕女身披白色花格子纱衫，胸前束朱色斜格长裙，紫色帔子上有粉和青花枝纹样。左起第四位侧立着的侍女穿朱色菱角纹纱衫，第五位仕女纱衫上有深白色的菱形纹样，紫绿色的团花平均分布在鲜明的朱红的地子之上，显得典雅、富丽；经纱衫掩盖过的部分，颜色相应减退。画面左侧起最后一位妇女外披紫色纱罩衫，衫上的龟背纹尚隐约可辨。朱色的长裙上，画有斜格纹样。紫绿色花纹的洁白丝绸衬裙，长过纱衫，拖曳到地而上。通过这些鲜艳的色彩和华贵的服饰，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时髦女性的穿搭风格，也得以一窥盛唐时期典雅华贵的时代风貌。

古代山水画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但也有设色艳丽的重彩山水，辽代《丹枫呦鹿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佳作。这幅画是绢本重彩，画面以丹、黄等深浅不同的艳丽颜色来描绘茂密树林，林木掩映，显得层次十分丰富。群鹿游憩其间，造型生动真实，或立或卧或蹲，或隐于林内，或立于林际。居于前面的有角雄鹿，似乎听见了可疑的声响，它正在竖耳聆听，群鹿也都侧头注视一方，神态非常专注，透露出一丝紧张。它们正在观察是否有威胁，支起的前腿随时准备奔跑逃逸。

《丹枫呦鹿图》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山水画，它设色雅丽，有皴法但较少勾勒，在画法上不同于常见的没骨山水。作品中使用了传统中国画矿物色和植物色，画中的树叶至今仍灿若云霞。画面中的色彩以红色为主，但红色又分为很多层次，给人以辽远丰富的视觉观感。颜色厚重又灵动，这种灵动是因为水溶性的颜料和矿物质的颜料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冷暖互补的色彩效果。在画面中，橘黄、朱砂、蛤粉是主导色彩，给人以厚重。冷调以花青和翠绿为主，冷暖色彩搭配在一起，不仅不矛盾，反而很和谐。同时，树干以浓重的墨色来表现，最浓的红颜色树叶和最黑的树干组合在一起，给人以红与黑有机搭配的稳重感和协调感。以浓重的墨色压住大块的鲜艳红色，它就不会浮躁地跳出来。画面下部蓝绿色系的植物也用了墨色来协调。同时，画家还巧妙地用白色来表现一些树干和树叶，增加了画面的色彩层次，使全画更为生动。清代的画家顾铨还根据此画创作出新的《丹枫呦鹿图》。

画院更偏爱明亮色彩

一般而言，“居庙堂之高”的画院画家由于为朝廷服务，所以在审美上趋向于皇家贵族雍容华贵的风格，画面中使用的色彩也比较鲜艳。

唐代开放包容、雍容大气的时代审美风范深刻影响了绘画，绘画领域出现了很多擅长画鲜艳风格作品的画家。张萱为宫廷画家，擅长画人物画，尤其擅长仕女题材，常以宫廷游宴入画，题材有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等。周昉继承并发展了张萱的仕女画，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他画的形象“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他的仕女，多为浓丽丰肥之态。

唐代山水画脱离了魏晋时期的人物故事而成为独立的画科，到盛唐时期，出现了画法工整细致、赋色浓丽和笔迹豪放、水墨简淡等不同流派，山水画从此自立门户，成为中国绘画中一大重要类型。其中，唐代的青绿山水是色彩鲜艳风格绘画作品的典型代表，展子虔、李思训和李昭道是唐代青绿山水领域杰出的三位画家。

展子虔的代表作为《游春图》，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人物，体现出朴拙而真切地描绘自然景色的能力。李思训的代表作为《江帆楼阁图》，该画色彩绚丽，通过细致的描绘，构拟出动人的意境。李昭道的代表作（传）为《明皇幸蜀图》，这幅画表现在崇山峻岭中唐明皇及其行从路途跋涉的情景，画面色彩艳丽，富丽堂皇，富有装饰意味。

五代时期，画家顾闳中也擅长使用明快的色彩。他的《韩熙载夜宴图》笔致细劲，色彩艳丽，鲜艳的色彩和丰富的物象相互融合，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宋代出现了很多职业画家，很多画师服务于贵族装堂饰壁和为寺观绘制壁画，在创作中呈现出明显的商品化性质，在绘画风格上也要迎合市场的需要。宋代在建立之初设置了翰林书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名手和西蜀、南唐两地的画院画家。王希孟就是画院画家中的杰出代表，据传宋徽宗曾经亲自教授其画艺，18岁时画成《千里江山图》呈进。宋徽宗在审美上也偏好颜色明快的风格，他的《芙蓉锦鸡图》《瑞鹤图》《腊梅山禽图》《竹雀图》等名作都体现了这一审美偏好。

元代钱选的作品早年工整细致，在色彩使用上偏好鲜艳明快，他的代表作有《山居图》《八花图》等。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也是一位使用色彩的高手，他出身工匠而后跻身于文人之林，在审美上融合了民间和文人的双重趣味。仇英尤其擅长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作风严谨不苟，在精丽秀美中展现文人画的妍雅温润。他的代表作为《汉宫春晓图》《月下吹笛图》《春夜宴桃李园图》《秋江待渡图》《仙山楼阁图》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画家对艳丽色彩的喜爱。

多巴胺色彩从何而来

由此可见，中国绘画史上不乏色彩明快的艺术作品和偏爱鲜艳色彩的画家，那么这些鲜艳的色彩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制成的呢？

传统的国画颜料一般可以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两大类，从使用的历史上讲，先有矿物颜料，然后才有植物颜料。在远古时期的岩画中就留有矿物质颜料的鲜艳色泽(如朱砂)，从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使用矿物颜料了。矿物颜料的显著特点是不易褪色，色彩鲜艳，这也是仇英的《桃源仙境图》等青绿山水作品在今天仍然光彩照人的原因。植物颜料则主要是从花草树木中提取而来。

典型的矿物颜料有朱砂、朱磦、石青、石绿、赭石、泥金、泥银、钛白。其中，石青、石绿和赭石是青绿山水的主要用色。石青来源于蓝铜矿，石绿来源于孔雀石，赭石来源于赤铁矿，这些矿物尤其是孔雀石非常珍贵。典型的植物颜料有花青、藤黄、胭脂、洋红。此外，还有一些化工合成的颜料，如曙红、大红、天蓝等。

绚丽多彩的颜色为国画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原料，画家凭借它们创造出斑斓多彩的艺术世界。有了这些明快艳丽的色彩，我们才得以感受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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