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儒藏》编纂，当代的盛世修典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编纂《儒藏》是盛世修典传统在当代的体现，被饶宗颐先生誉为“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

目前，《儒藏》“精华编”数字化工作已经完成，“精华编数据库”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线，为儒学经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文 | 北京大学副校长、《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 王博

新时代推进《儒藏》编纂和研究，是推进“两个结合”的标志性工作。

《儒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分《儒藏》精华编编纂与《儒藏》全本编纂两步。

《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10种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编为282册，以及韩、日、越三国历史上用汉文著述的儒学文献160余种，编为57册，合计为339册。

2022年5月，《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全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韩国之部89种37册、日本之部51种18册、越南之部20种2册正在推进中。这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全本《儒藏》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儒藏》项目第一任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的研究室里，挂着时年九十岁的哲学系杨辛教授撰写的书法作品“旧邦新命”。旧邦指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新命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命和旧邦不是割裂的两截，当代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飞跃，又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由此造就了守正创新的文化气质。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系统总结三代文化遗产，把仁义的价值注入礼乐，以伦理的精神改造社会，孔子之后，经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发扬光大，战国时期即成为显学。

秦汉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郡县立而封建废，政治上的统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文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自觉地承担起这一文化使命，以经学为主，兼综百家之长，建立起一个囊括宇宙、政治、社会和人生的综合性思想体系。同时，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经学时代。

汉代统治者推崇经术，以孝治天下，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作谏书，以儒家思想选拔官员，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魏晋以后，虽历经玄学、佛教、道教的兴替，儒家价值和秩序始终是维系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中坚力量。

北宋儒学复兴，孙复、石介、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其后周敦颐、张载、程顥、程颐等继之而起，南宋朱熹集宋学之大成，在批判吸收佛老的基础上，自觉接续孔孟，系统发挥义理，令儒学别开生面。同时期还有陆九渊的心学，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风靡一时。朱熹理学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历代的官方思想，并远播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塑造中国政治和社会至深，影响中国人的心灵和生活至巨。

文献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载体

儒学最重视的经典是六经，即《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战国时期，关于六经的注释及阐发即已出现。

随着经学在汉代成为官学，解释经典的传注大量涌现，并分家成派，如易学有施、孟、梁丘三家，诗学有齐、鲁、韩和毛氏四家等，两汉产生了京房、虞翻、刘向、许慎、马融、郑玄、费直等著名的经学家。

在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的基础上，班固“删其要”的《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最完整的文献图书目录。其中“六艺略”收录了六艺及《论语》《孝经》、小学类文献，共一百零二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魏晋以降出现了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分类法，《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著录图书，为后世所沿袭，其中经部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八类目，著录经学文献627部，5371卷。如果加上亡佚之书，共950部，7290卷。

“六艺略”或经部之外，历代史志“子部儒家类”著录阐述儒家思想的文献，史部和集部内也有很多体现儒家思想的作品。

历代官私藏书目录、丛书目录与史志目录一起，成为了解儒家文献的主要依据。

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很多先秦汉代文献。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郭店楚墓竹简、河北定县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清华简等，包括了若干儒家作品。另外，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有很多汉文著述的儒家典籍流传，是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具体见证。

盛世修典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华文明崇尚文教，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一个新的朝代往往以武功得天下，而文治随之。从广求图书开始，到对文献进行整理，对经义进行统一，体现出对于文化在治国平天下中作用的重视。

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经学传统，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唐太宗下令撰修《五经正义》，孔颖达等儒生前后历经三十余年，以南学为主，兼综北学，折中各家，成就此书，唐高宗时颁行天下。唐朝崇尚道家道教，玄宗时编纂道家典籍《三洞琼纲》，即《开元道藏》。

宋代立国之后，先后编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开宝藏》则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

明代修《永乐大典》，“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总22937卷。

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其中乾隆皇帝主持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时代推进《儒藏》编纂，是盛世修典传统在当代的体现，被饶宗颐先生誉为“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

在“《儒藏》‘精华编’成果发布暨全本启动大会”现场拍摄的已出版的《儒藏》“精华编”书册（2023年4月29日摄） 魏梦佳摄/本刊

编纂《儒藏》是时代使命的担当

编纂《儒藏》的想法，明清两代就有学者倡议并试图实施。本世纪初，汤一介先生提出编纂《儒藏》，得到了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和众多学者的支持。汤先生深知，要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以及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并贡献于世界文化的责任感，让已经七十多岁的汤先生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

2002年，北京大学广泛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了多次《儒藏》项目论证会。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儒藏》编纂的基本方案，确定《儒藏》编纂分两步走，先进行“精华编”，然后是“大全本”。“精华编”的工作，由季羡林先生担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先生为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为总编纂。国内外数百名学者共同参与到《儒藏》事业中来。

为给该项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200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实体机构《儒藏》编纂中心，后更名为《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由汤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配备专门编纂研究人员。2014年，汤先生去世后，由我担任首席专家，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实际担负起执行总编纂的职责，继续推进“精华编”的工作。

《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文献收录范围从先秦至清末，包括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儒家学者的著述、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相关文献，涵盖现存文献和出土文献，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

二是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传世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大类、小类基本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于个别处略作调整。出土文献单列为一个部类，原件以古文字书写者一律收录其释文文本。韩国、日本、越南儒者用汉文写作的儒学著作，编为海外文献部类。择优择善选择底本、校本，所收书籍的篇目编次，一仍底本原貌。校勘以对校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校记力求规范、精炼。

三是充分考虑当代读者阅读习惯，根据新式标点符号用法，结合古籍标点通例，进行规范化标点。对较长的篇章，根据文字内容，适当划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动。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用繁体汉字竖排，小注一律排为单行。

四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目前，《儒藏》“精华编”数字化工作已经完成，“精华编数据库”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线，为儒学经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未来已来，过去未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新时代推进全本《儒藏》编纂与研究，深度契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将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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