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教育向城化、空心化，如何破局？

界面新闻记者｜陈振芳

“中国县域教育具有广泛性、完整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资料图)

8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论坛上，《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下称《报告》）发布。该论坛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协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在论坛上指出，广泛性体现在涉及面特别广，中国现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乡村人口4.91亿人。

完整性体现在县域教育囊括了学前到高中的全学段，部分县域还有高等教育，涉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等。

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城性，部分农村学生和教师需要进入城市；二是部分乡村教育出现空心化问题，城市教育拥挤化。

“向城化、空心化等问题并存，不同地区不一样，因此特别复杂。”薛二勇称。

县域教育发展程度主要受县域学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和资源投入四方面影响。

目前，中国县域各级各类县域学校超36.45万所，在校学生超过1.3316亿人。其学校数量、教师数量、学生数量随着教育阶段的增高而降低，小学阶段教师数量相较其他阶段呈现绝对优势。

2021年，县域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在校生人数分别为2687.393万人、6319.71万人、3001.18万人和1307.84万人。

县域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平均班额分别为25.85、34.04、45.52和50.05人，呈递增态势。

学生数量上，东部省份县域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数量较多，中部省份县域初中和高中在校生数量较多。县域小学在校生数量整体最多。

学校数量方面，中部县域学校最多，有169851所，东部县域学校数量最少，为125791所。

学前教育、小学及教学点分别达六万所左右，县域初中、高中则下降至一万、两千所。

中国县域教育和体量积累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态势。东部各阶段整体较好，西部较弱，中部在高中阶段偏弱。西部县域幼儿园和小学班额最小，东部初中和高中班额最小。

中西部县域教育学校普遍多于东部，人口大省河南的各阶段在校县域学生、教职工数量均为全国最高。

河南省各教育阶段的县域学校总数达51201所，除山东、广东两个人口大省外，其他拥有超两万所学校的省份大多为中西部省份，包括云南、四川、广西等。

县域学校低于千所的仅有北京、上海两地，分别有858所、506所。

师资方面，中国现有县域学前教育教职工269.78万人，县域小学教职工400.95万人，初中和高中教职工274.23万人。

县域学前教育、中学教育教职工数量，均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地区的递减态势，东、中、西部学前教育教职工分别有100.49万、88.83万和80.46万人。

《报告》指出，中西部县域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县域初中和高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小学教育投入相对充足，学前教育编制建制供给暂时无法满足学校对教师的需求。

“总体来看，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时受到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影响。”薛二勇称。

在具体案例上，《报告》提到云南的会泽模式、河南的内乡模式、山东的广饶模式，总体来讲其核心特点是县域优质资源均衡发展，这也是县城基础教育推进的主要价值理念。

以会泽模式为例，该县每年有60名左右学生达到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近80%的学生考上本科，三成学生考上全国顶尖高校或双一流大学。

会泽县不掐尖、不办超级中学，开展集团化办学，实施“1+N 教育联盟”。以集团化办学推进学校布局和资源分配的优化，实行滚动划片的招生政策，并探索一体化、集团化、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

财政方面，会泽县累计投入各类教育发展资金53.15亿元。这一数据远高于其他地区，也奠定了该地区的发展基础。

会泽还构建“校财局管”管理模式。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面向学校建设、学校改造和教师激励，实现了教育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双重目标的资金保障，用于教师激励、惠民政策。

教师素质提升方面，会泽县构建了“教研训”一体化培养模式，五年来，组织教师培训15万人次。

该县通过实施“高中向县城集中、 初中向县城或较大乡镇集中、小学向镇或规模较大行政村集中”的办学模式，搭建城乡校际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会泽县落实学校撤并、推进名校引领办学模式。整合县域教育资源，推进教学、教研、教师融合；推进柔性流动、教师交流互培、资源共享等。

整体看来，薛二勇建议，未来在教育改革发展中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优化县域学校的布局，把城镇化因素纳入总体考虑。重视县域内统一化的教师资源配置。

第二，家校协作，推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社会教育作为关爱、家庭教育作为支撑、学校教育作为主阵地的模式，整体提高学生发展质量。

第三，打通老师在职提升学历的途径，解决县域教师正面临的培训、职称晋升、学历提升等问题。

第四，改进教育评价和教育决策参与方式。政府主要解决表面、基本以及个别精准化问题，对政策提出更高的新要求，也要鼓励社会力量有机参与，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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